巴蜀《易》學源流考述
作者：李朝正（四川年夜學中文系副傳授）
來源：《社會科學研討》1990年05期
《易》學是巴蜀現代文明的主要內容。據歷史記載，蜀人讀《包養ptt易》、授《易》、解《易》特別專心、用力。《周易》雖是中國現代一部卜筮之書，但相當廣泛地展現了中國現代社會政治、經濟、文明、倫理品德、生涯方法、古平易近習俗、心思結構等多方面的內容，并且成為儒道、釋、墨、法、名、陰陽各家思惟體系的根源、基礎。縱然這般，二千多年來仍有人認為誰都沒有弄明白《周易》的真象，“畢竟《易經》是包養心得怎么回事？老實說，還沒有人弄明白過。包養網dcard我曾否認了古往今來一切研討《易經》的人的議論，但我并沒說，破了以后，巳經有所立了。”這話從積極方面看是對的，就是要有破有立，而更主要的方面是立，這即是從事《易》學研討的學者面臨的新任務。
巴蜀《易》學在經學史上曾有過燦爛輝煌的時代，也有過式微和銷聲匿跡的時代。追根究底，《易》學是巴蜀文明的源頭之一,從《易》學的興衰際遇，可以看出巴蜀文明的發展軌跡。權衡一個時代、一個地區的文明成績、學術位置，經常以其代表人物的程度為標志，《易》學之所包養違法以成為巴蜀文明的標志，亦同此理。為此，筆者即以從巴蜀的《易》學源流縱向摸索開始。
年齡至秦漢——巴蜀《易》學發韌
現代巴蜀人物中最早接觸、閱讀、鉆研《易經》的是商瞿（公元前522——？）,字子木。據《年夜清一統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均稱四川雙流人。《漢書•儒林傳》云；“商瞿子木受易孔子，以授魯橋庇子庸。”顯然，蜀人接觸《易經》，聽孔子講授《易經》是在年齡時代。明人豐坊在《易辨》一書中也說：”此書以孔子授《易》于商瞿，白話諸傳凡何謂也，皆以為商瞿問辭，子曰以下皆瞿錄夫子之答辭。”由此可知，孔子授《易經》于商瞿，商瞿錄孔子答辭，而后成為孔子對《易經》的原始的見解，后人有孔子解《易》之說，蓋本于此。
秦滅漢興，《易》學遭到特別重視。秦始皇有”焚書坑儒”的措舉，秦漢禁學，《易經》獨不毀不由。漢代初年，不少人皆以通《易》、解《易》、治《易》而至高官顯位。自漢以來就有《易》學專家，最早首稱施睡、孟喜、梁丘賀三人最為知名。漢學師承，各有門人門生，于是施家有張（禹）、彭（宣）之學；孟家有趙賓之學；梁丘賀有士孫、鄧（彭祖）、衡（咸）之學。三家之中，各宗門戶，孟喜從田王孫受易，“得易家候、陰陽、災變之書，獨傳喜。”趙賓就是巴蜀人，初好小數書，及長專門治力于《易》學，飾《易》文，認為“箕子明夷，陰陽氣亡箕子，箕子者萬物方萎滋也。”后來包養女人顏師古作《漢書》注，對此作了詮釋。趙賓對《周易》的”箕子明夷”及氣候、陰陽變化的闡發，持論巧慧，《易》家不克不及難，只得以“非古法”相詰責。因為趙賓是孟喜的門生，孟喜之名遠在施縫、梁丘賀之上。后趙賓歿世，莫能持其說。
迨至西漢，揚雄（公元前53—公元11年）蜀郡成都人，淡于勢利，欲求以文章成名于世，好古樂道，“非圣賢之書欠好也”。又斷言”六經之年夜莫如《易》”；”傳莫年夜于《論語》”；“史篇莫善于《倉頡》”。（同前）從此，《周易》便列為六經之首。揚雄提出的這些理論，劉歆、范浚不僅表現贊同，並且特別敬佩，桓譚更是崇敬之極，以為絕倫。揚雄在實踐上仿《易經》而作《太玄經》10卷、類《論語》作《法言》，模擬史篇作《訓纂》。《太玄經》是揚雄讀《易》、解《易》的杰作，全書以主數為己說，正如《漢書•揚雄傳》云：“玄首四重者，非卦也。數也。”功在以天元周歷推算晝夜、陰陽、數度，開新律歷之紀，結論出九九年夜運，與天終始。闡明了《易經》數的最基礎地點，《太玄經》第一次提出以畫而定，分為三方、九州；72部、81家、243表、729贊，又附以首、沖、錯、測、擒、瑩、數、文、猊、圖、告11篇。此一推算方式既符合周代顓頊歷，又符合后來晉代頒發的泰初歷。《太玄經》雖以《易經》為母本，然以象準卦，以首準彖，以贊準爻、以測準象，以文準文・言、以摛、瑩、說、圖準系辭，以數準說卦，以沖準序卦，以錯準雜卦，此十一篇，應視為《易經》的整合解說，實為古本《易傳》，各自成篇，可以認為是開創性的解《易》千古論著。但因《太玄經》文字奇奧艱深，學之甚難，眾人欠好包養網比較，揚雄又撰《解難》一書以啟沃讀者，晉代范看給《太玄經》作注，從此，其書頗為流傳。
繼揚雄包養故事之后，蜀人景鸞、李謖、蜀才等潛心于《周易》，各有論有名世。
景鸞，后漢梓潼人，少隨師學經，以施睡為宗，并能兼收河圖洛緯，取河洛以類相從，闡發奧義，撰《易說》名揚華夏，另著《詩經解》為后世稱賞。
李謖，三國時蜀梓潼人，主后漢賈逵、馬融之說，辟鄭玄與王弼，撰《古文易》，為易傳者所寶愛。誤另著有《尚書注》、《毛詩注》、《三禮注》、《左氏傳注》及《太玄指歸》多部著作。
蜀才，晉蜀人，著有《周易注》10卷。
景、李、蜀的出現，初步顯示了蜀人《易》學的實力。秦漢時期《易經》能成為六經之首，成為官學經典，與揚雄的宣傳和倡導不無關系。不僅這般，巴蜀《易》學者給《周易》作注與闡發，重于象數與讖緯化，初步用各門科學來解釋地理、地輿、人事等現象，從而進進了對宇宙哲學的廣泛探包養女人討，啟迪后來的經學家向更深、更廣闊的領域突進。揚雄的狂麋感化是不成低估的，正如程頤所云：“自漢以來，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，年夜毛公、董仲舒、揚雄。”（《二程集•河南程氏遺書》卷18頁22）
兩晉至隋唐——巴蜀《易》學荒涼
自晉至隋唐，約650年間巴蜀《易》學落寞荒涼，無論從治《易》的人數上還是成績上都無法與秦漢倫比。這么一段歷史長河，只要甜心花園四人以治《易》通顯：蜀才，費元的《周易注》9卷；唐人陰洪道繼其父陰頸之業，專攻《易經》，撰成《周易新論傳疏》10卷，廣采“子夏、孟喜等十八家之說，”參稽鉤沉，取精用宏，計72篇，對解《易》多有裨助。
四人中尤以唐人李國運成績凸起。國運，資州人，官著作郎，任秘閣學士。沉酣《周易》，堅持不懈，積十余年之功，采子夏、孟喜、焦贛、京房、鄭玄、馬融、劉表、王弼、蜀才、孔穎達等32家之說，撰成《周易集解》17卷、附索引11卷。其書“刊輔嗣之野文，補康成之逸象。””錯綜根萌，使音義兩存，一覽即明。雖取諸家之說，其旨趣仍宗鄭玄而排詆王弼，因鄭說多參天象，王學多詮釋人事，李氏以為“天象遠而難尋，人事近而易習。”魏晉之際，作《易傳》者不勝包養行情枚舉，王弼以義理顯世，因掃了漢《易》的象數讖緯之風，構成了王弼《易經》的義理之學，被斥為異端。李氏宗《易》之象數，持其一端，尊鄭抑王，排擠王學難免太過。
唐代以儒、釋、道三者并立而作為統治思惟，所以，李國運本不應當排擠王弼的義理。柳宗元提出”通而同之”，韓愈的“道統”說，而唐憲宗和唐德宗及至唐明皇都信道尤篤，上至君王，下迄百姓都想從《周易》中找到或發掘出與社會現實相統一的義理，因之有道教的《周易參同契》，釋教的把《周易》與華嚴相圓通，使《周易》不僅是儒家的正宗、經典，並且也是儒、釋、道的三教之學。直到孔穎達受詔撰定“五經正義”，于《易》獨取王弼之學，此時鄭玄的《易》學遂廢，而李國運的《周易集解》獨不廢，是因為其書采群賢之逸言，議三圣之幽跡，在隋唐以前易家諸書多散佚掉傳的情浪下，全賴李氏之書猶見一二，后人能由是書而征程朱的《易》學著作，由此及彼，互考參證，台灣包養網脈絡益明，因有借鑒之由，所以被視為寶貴的古籍。
《周易集解篡疏》
兩宋時期——巴蜀《易》學勃興
從文明史、文學史角度來看，兩宋是巴蜀歷史的黃金時代，《易》學也處于領先的地位。近人曾國才在《蜀中前賢《易經》書目撮要引》中云：“程子曰，‘易學在蜀，注易之富，宜莫如蜀矣。’”的確，在宋代巴蜀《易》學由于師承關系，在研討的范圍和深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。一種濃重的治《易》氛圍充滿著巴蜀年夜地，不僅產生了一批杰出的《易》學專家，同時又出現了《易傳》的多種門戶。這種茂盛氣象，這些有名的《易》學專家，是時代的產兒，是當時的巴蜀精英。這眾多的《易》學門戶，促進了巴蜀《易》學研討岑嶺的構成，開辟了《周易》研討的新局勢。
宗古易的數象派。是派以二李（李舜臣、李煮）為中堅。
李舜臣（井研人），通古今，著書上百卷，尤邃于《易》學，著《易本傳》33卷。包養平台其書推闡數象，成一家之言，以“易起于畫，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，舍畫而論，非易也。”凹作為立論，精蘊精深，故洪邁、胡一桂為之作序均稱：“師長教師優于明象者也。”李氏推闡數象，貴在析薪破理，提出有畫故有序卦和辭的卓見，又能隨辭釋義，泛論事理，收支于圣人之說，參以己見，成為設卦命辭理論包養網站的首倡者。綜貫古今，條分縷析，旨在宣導《易本傳》因畫論心，主文王、孔子之說，其間發明包養留言板甚多，為一代《易經》說象的定性之作。朱熹到了暮年以理學家為世所稱，每說起《易》學總是激賞《易本傳》一書及其作者才識。李舜臣除《易》學專著外，另有《書群經義》8卷、《書小傳》4卷、文集30卷、家塾編次《論語》5卷、《鏤玉功錄》2卷傳世。李舜臣是兩宋後期巴蜀升起的一顆文明巨星。
李泰（1115-1184）眉州丹棱人。北宋時有名學問家和史學家，稍涉《易》學，亦卓然有聲，著《周易古今》一書，惹起《易》家們的反響。古易有呂氏和晁氏之書，均刻于成都，李裁將二書從頭校訂，合二家之說，參以數象之議注釋其本，二家書的錯訛之處逐一厘正，成為善本。又撰《易學》5卷，闡發《周易》數象，持論圓通，闡幽觸涵，廣征博引,揭概奧乂。
宗王弼、劉牧的義理派。此派以蘇軾、張浚、毛璞、李杞為先鋒，主義理而輕數象，擴充和發展王、劉之學，與數象派對抗。
蘇軾（1032—1101）,眉州人。與程額、程頤包養意思為同時代人，生涯在宋理學的開創時期。蘇軾撰《東坡易傳》9卷。此書非東坡一人之作，按《欒城遺言》載：“蘇洵作《易傳》未成而卒，屬二子述其志。”其間又有其弟蘇轍的一份功勞，書成，旨歸以義理為綱，兼采蘇洵爻象解、蘇轍蒙卦解。據胡一桂記云：蘇軾自恨不知數學，易傳中雜以禪理，朱熹作《雜學辨》攻擊的第一個對象即是蘇軾，但朱氏也承認這部易傳的可取之處在于”惟發明愛窸相攻”、“于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。”平心而論，《東坡易傳》于解乾、卦、象、傳及生命之理，不為嚴實，帶有虛幻縹緲之說，但于推闡理勢，言簡意賅，足以達難顯之情，又深得曲譬之旨。蘇軾以一代年夜學問家，這部易傳的文辭博辨，堪稱一絕，對后人多所啟迪。有鑒于此，所以宋人李衡《周易義海撮要》、丁易東《周易象義》，元人董真卿《周易會通》等書競相采錄其說。《東坡易傳》一書起宋迄清，數次翻刻，此中以明人焦吹刻本最善，被視為珍本。
張浚（1097—1164）,綿州人。潛心《易》學，矢志不渝，撰《紫巖易傳》10卷、《讀易雜說》1卷。立言純粹，尤以對陰陽動靜從哲學包養價格ptt的辯證對立統一往闡明義理，多中肯紫，非常厝心切理。朱熹為之作行狀時，亦稱包養一個月價錢道其尤深于《易》、《年齡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。
繼張浚而起的毛璞（瀘州人），效法王弼、蘇軾、蘇轍，讀《易》30年，撰成《易傳》11卷，正如自序云）“始涉其說，稍出己見，參以諸家之長，得周孔之心。”其書以觀象、畫.卦而得名，因卦分爻以窮其變，名卦相當，辭爻相合，客觀地探討和指出了先儒治《易》得掉，倡言義理的主要，又增撰了《易外傳》和《易辨》二書，以補後人之缺乏。
李杞（眉州人）要算義理派中的壓陣人物。因晚降生，正當宋理學集年夜成之時，為時所尚，冥思苦討，撰《周易詳解》16卷，強調《易》與社會、人事結合，以實用為最基礎，“經必以史證，后世歧而為二，尊經太過，反進虛無之域，無以見經為萬世有效之學。”（李杞《周易詳解序》）出于這一目標，每爻解其辭義，征引歷代史事以相證明，服務于立包養犯法嗎象垂戒之旨，推闡精妙，號為《易傳》實用派。但其書雖有博采，難免泛濫，不乏穿鑿附會之說，幾致走向清談。而為世用、實用以窮經，使《易》為有效之學的提出，卻又功不成泯。
宗《易》的本言與蘊言的數理派。數理派認為數者《易》之本言，理者《易》之蘊言，數過則近緯，理過則近禪，只要二者相顧，才不致顧此掉彼，走向過火。在巴蜀此派人物眾多，實力強，影響甚年夜。諸如鮮于侏、馮時行、李心傳、魏了翁、薛級、牟子才、虞剛簡及稅與權等，都是卓然有聲的驍將，大名鼎鼎的《易》學權威。茲論及幾人，以見一斑。
鮮于佻（閶中人）和虞剛簡（1164-1227），仁壽人。二人治《易》一脈相承。鮮于佻著有《周易圣斷》7卷，對王弼、劉牧《易傳》長短作出公平評判，特別精于對錯訛的辨析與斧正，旁及各家《易傳》的淆亂和剿說之語，逐一加以剖析包養甜心、剖斷，對《周易》數理見識卓遠高深，故魏了翁稱其文學卓然，司馬光稱贊政事尤著，蘇軾評鷺文章燦爛，孫復稱譽經術輝光。虞剛簡為虞允文之孫，沉潛六經，講學于成都東門外，對《易經》尤為精詣，撰《易說》一書，采周、程、朱子遺言，納邵子後天書及漢上朱氏之說，參貫融會，隨文申義，反復推究，茹苦含辛17年終成此書，揭陰陽五行奧旨，玩辭觀變均有所本，蜀人以虞為治《易》先達，師尊之。
魏了翁（1178-1237,蒲江人）和稅與權（巴州人）是師生關系，兩人都不背程門，治《易》數理兼顧。魏了翁有《周易集義》64卷、《周易要義》10卷。采周子、邵子、李心傳凡十七家，主于象數而求義理；調和于漢學與程朱之間，采用注疏、釋文的方式，采摘易家之言極其謹慎嚴肅，反復勘審，汰其枝蔓，獨擷英畢，有澄清整刷之功，時稱絕孚。魏了翁的學生稅與權，潛心效法鶴山之學，著《校訂周易古經》12卷、《易學啟蒙小傳包養網單次》1卷。兩書對《易經》的彖、象、系辭、白話、說卦、序卦、雜卦作了撮要鉤玄的研討，不以一端而歸納綜合周全，闡邵雍之學以補朱子之遺，觸著了邵雍《易》的後天數象之學的實質，妙悟神會，後人未發而己發之。諸如發現後天圖皆兩卦相對，合為二九之數，而后天高低經皆為十八卦，始終不出九數，能成定說，史子聚的後記充足確定了這個發現。
數理派中還有些人物平生治《易》兼及文學或史學。《易》學的代代師承，一向綿延下往。好比李心傳（1166-1243,井研人），直接收其父李舜臣的指數，不單以史學名世，並且于經術亦頗盡心力，窮其奧旨，為一代年夜儒，撰《易學編》5卷。馮時行（璧隱士）又為進宋以來巴蜀《易》學的開山開山祖師，其人精《易》學，著《易論》3卷，申言”易之象在畫，易之道在用”。其學傳授給李舜臣。與魏了翁同時的還有薛級（嘉定人）著《易則》10卷。魏了翁的門人牟子才（井研人）撰有《四尚易編》，一時間以治《易》為尚，相互追逐，構成熱鬧不凡的氣勢，從而使巴蜀《易》學年夜放光榮。
宗邵雍、程頤、朱熹的純理學派。
有宋一代，理學成為學術思惟的正宗，因此跟著理學家們研經索理者眾，巴到文人及哲學家在這股年夜潮席卷之時，也決然投師拜圣，樹立門戶以相標榜，同是治《易》但各有宗主；同為研經索理，亦各有旨趣。雖然邵、程、朱子都為義理昭彰，但各有側重，這樣難免構成派中有sd包養派，有時門戶之見，相互攻伐對壘。
宗邵雍者多為西川人氏，例如張行成（蒲江人）、呂凝之（成都人）、郭長儒（成都人）。邵雍是宋代表學的奠定人,其學主象數，張、呂、郭都是邵的信奉者，此中張行成最為大力，撰有《周易變通》、《周易經世》、《周易述演》等七部專書，尤以《周易變通》40卷影響深遠。采邵雍後天卦數“圖，解釋闡發以通其變，箋引旁推，因象推數，以數求理，諄包養感情諄告誡《易》家們千萬不要論理而忘數，窮源疏流，以高深明睿的哲學思惟辯證地求索象、數、理之間的內在聯系，見解不凡。呂凝之是張行成的門生，以為先師《周易變通》較為簡略，自撰《易書》40卷，擴充補述，撮要增益，周必年夜極青睞之。郭長孺撰《易解》10卷，宗邵雍之說，然書中亦有不少沉思改竄之處。
宗程頤者多為東川學人，諸如傅耆（遂寧人）、謝謠（金堂人）、譙定（涪州人）、羅志沖（合州人）。程頤是宋理學的創始人，其天理哲學和洛學學派，把理與道氣、太極和人道關系結合起來，主敬和“致知在格物”，強調人的自我修養和完美，這正合適宋統治者和儒、釋，道三教的幻想請求，所以，很有些人集于程頤包養網站旗幟之下，更何況謝謁、鮮于佻都是伊川師長教師高足。謝涅由蜀至京師，過洛專程向程頤問《易》，因撰《易義》12卷。伊川師長教師在涪州編管期，郭載與之游，商討《易》的象卦，郭載以此傳授給譙定，故譙定為伊川再傳門生，著《易書》。傅耆的《同人卦說》的問世，與周敦頤的指點分不開，周在合州任判官時，傅與之為文友交井于《易經》交相論難，逐句研討、尋繹。受周、傅直接陶冶者羅志沖，更是終日《易》不離手，撰《易解》一書，對程子理學發明尤多。
宗程頤學派者中，有一影響最年夜、最富名氣的人物一張料：（廣漢人），著《南軒易學》3卷，為宋刊之學宮，定為士子必讀本，當時幾乎與朱熹的《四書集注》相頡頹。這是一個著作宏富的經學家，還著有《癸已論語解》、《癸巳孟子說》、《伊川粹言》等書，以經術有名于兩宋。專尚圖書學派。此派不以文字解釋《周易》，而是從《周易》文字中繪出圖象來加解說、闡釋，猶今之連環畫類。巴蜀陳希亮（青神人）、柳申錫（潼川人）專習此道。陳希亮有《鉤易圖辨》1卷、《制器尚象論》1卷。柳申錫有《三易圖說》10卷，乃解孔穎達《易經義訓》之秘，將經卦64每卦繪二圖以解釋其義，對陰陽、五行、星歷、氣候，反復參驗，別有所得。對《周易》一書，一視其圖，即可明了。魏了翁、朱熹均稱其易傳獨辟蹊徑，新體肇造。其間亦有以圖說圖，以象說象，多有補充與增廣。
易卦互體派。此派堅持漢儒荀爽、虞翻關于《周易》卦變、互體的學說，認為卦彖二至四、三至五，兩體交互，各成一卦，雖是托之空言，且無實據的附會穿鑿之說，但仍有人堅持這個觀點，巴蜀的李石（資州人）、劉伯熊和劉光祖（均簡州人）是其代表。李石撰有《方船易學》2卷，由門人劉伯熊編次，專論互體，批評王弼蕩滌舊文，而歷代諸儒又相承其說，以非對是，于邪說中走得更遠。劉伯熊撰《東溪易傳》，劉光祖繼其祖父熊之志，著《續東溪易傳》，持論與李石如出一轍，構成治《易》中的少數派。
如上，宋代的巴蜀《易》學的興盛不僅表現為派別眾多，並且已不再是原來的繁瑣考證和章句釋義了，年夜都能借《易》來發揮本身的思惟，因此巴蜀《易》學帶有理學化和圖書化，的特點。”從數象和義理并行而走向統一，并創立圖書派；從抽象思維方面發展了《易》學，也豐富了理學家的哲學思惟。”舊巴蜀《易》學的高度發展，與這一時期的學術氣氛有親密關系，各派之間的思惟砥礪，彼此商討、爭鳴、啟發、交通、競爭，賴以培養巴蜀《易》學的曠古盛況，正同文學一樣，登上了迄今無出其上的岑嶺。
從元至明——巴蜀《易》學后勁
在近百年的元代，巴蜀長期包養于文學創作方面從宋代的興盛氣象一下跌落下來，相形見絀。而在理學方面的《易》學又是別一番氣象，這重要是朱熹的門人及信徒所作的盡力，治《易》的優勢并未掉往，能繼宋代《易》學而發揚光年夜，此中最著聲譽者有趙采（潼川人）、黃澤（資州人）、王申子（邛州人）。
趙采撰《周易程朱傳義調和》33卷，以宋學為宗而又兼論象數、變互。用注疏的情勢節錄程頤《易傳》和朱熹《易經本義》，參進己說，既存古義又不守一家之言，較為通脫辨證，別有新意。
黃澤長期敦教，歷任湖北東湖、景星書院山長，其門人趙方亦為明有名《易》學家。黃澤撰《易學濫觴》以明象為本，象又以序卦為本，議論調和平實，反復申論《易》學不克不及復古，持論皆有依據，足以為元代說《易》之圭臬。
王申子乃元末人，曾任南書院山長，特別《易》學，暮年著《年夜易輯說》10卷，經二十余年的窮究，是書眾多宏巨，分經、系辭、雜卦撰纂論，駁正《易》中錯簡、脫簡、衍文24處，窮搜冥討，綜貫數學，其持論與過往《易》學家們起然分歧，提出以河圖配先年夜卦，以洛書配后天卦，撮要揭陳挎、邵雍、程頤、朱熹的疑竇之處，逐一辨其訛誤本源。
迨及明代，易傳者多以因象主教為宗，推天道明人事，借《易》垂教，不以一端為本根，這即是明人治《易》的習尚。巴蜀的文人士子繼續在《易》這塊地盤勤耕苦耘，以震世之作名垂華夏，此中熊過(宣順人)，來知德(梁隱士)是杰出的代表。
熊過歷經十年辛勞，著出出色翹楚的《周易象旨決錄》7卷。不問可知，“決錄”者，定本也。明代有名文人唐順之、李開先、蔡清均是熊的老友，常聚一堂論《易》，皆不言象，蔡清的《周易蒙引》被認為當時研討《周易》的權威論著，熊過細心閱覽，發現“蒙引”與《周易》本義多有收支，決定撰書予以匡正，經過研思精訓，要撰成好像后漢趙岐《三輔決錄》一樣的定性之書，永垂后世。《周易象旨決錄》義必考古，采用舊說以證今文，注釋尤為嚴實精審，凡注均有出處，是書在學術成績上不僅確立了“象”為《周易》本心，並且糾正了自漢迄元以來歷代關于《周易》注疏的舛謬，從此“象”為《周易》本心論的新理為后來學者們所謹記。清人探討“易象”的著作，多采用熊氏之說，好比董明德《易經象意詳解》、鄧接成《易象元機》、羅呂鸞《周易象義串解》、蕭寅顯《易象闡微》等書，無不遵《周易象旨決錄》之說。在考據學方面，《周易象旨決錄》有許多驚進的發現。經過嚴謹的考證求索，證字101個，證音38處，證句26例,證脫字79個,證衍文30處，證當移置者32處，證舊以不誤而后世《易》學家們皆為誤3處，還將郭京之偽托，吳澄之妄改——加以校訂，還其本來臉孔，為恢復古本《周易》做出了不成沒滅的貢獻。是以，有“在明人易說之中，固亨然翹楚矣”的評價。熊過除《周易象旨決錄》外，另有《年齡明志錄》和《熊南沙文集》諸書，不愧是明代文明史上的佼佼者。
熊過歿世后，相繼繼志者來知德，把巴蜀《易》學發展為”絕學”。來知德(1525-1604),嘉靖壬子(1552)年舉人，淡于名利，絕意仕進，杜門謝客，窮研經史，沉心格物隱居于萬縣求溪山中，沉思考索，始悟”易象”，繼悟序卦，再悟卦變之非，耗畢生精神，含辛29年撰成《周易集注》16卷，而“《周易集注》一篇用功尤篤。”四川總督王象乾、貴州巡撫郭字章合詞論薦，特授翰林院待詔，來知德力辭不就，以窮經終年。
《周易集注》一書是在“晝夜誦讀，及讀《周易》見諸儒以象掉其傳，不言其象，只言其理。《易》乃五經之首，既掉傳，則自孔子十翼之后，四圣微言秘旨，已絕二千余年，若不窮究其象，則以訛傳訛，何故謂之明經？”來氏還有一個目標是獻在明廷，躲之石室，頒于全國。來氏撰《周易集注》的專心及旨趣說得這般清楚明白。《周易集注》的確有震聾發哄之功，剖易象之元機，發錯綜之妙，淵源莫測，發四圣之所未發，破未儒謬悠之說。其立切專取《易•系辭》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，論錯有四正錯、四隅錯包養網心得；論綜有四正綜、四隅綜，論象有八象。體例甜心寶貝包養網講究，其注先釋象義、字義、錯綜義，然后訓本卦本爻正義，訓釋結合，雜有疏解。冥心力索，參互旁通，縱橫推闡，自成包養dcard一說，比之先儒注《易》尤詳精警，多有驚進之語，正如《四庫全書總目•經部•易類》云：“易道淵深，包羅眾義，隨得一隙而進，皆能宛轉關通，有所闡發……”“當時推為絕學。”必還被喻為孔孟之徒，揚子、老蘇之余，僅幾回再三現。來知德將治《易》之功傳授給李開先，清初李亦以治《易》聞名于世。知德還撰有《省覺錄》、《省事錄》、《理學辨疑》、《心學晦明》、《河圖洛書》、《進圣工夫》等多部著作，是巴蜀台灣包養中名噪一時的經學年夜師。
清代——巴蜀《易》學凋落
明季清初，一場浩蕩的農平易近起義運動涉及全國，巴蜀更是首當其沖，張獻忠的三進蜀，明政權的覆滅，清朝政權的樹立，武功武功的治國方略，都給經學風行開辟了坦蕩之路，所以《易》學在清代研討的深度和廣度上，為以往任何時代甜心寶貝包養網所弗及。治《易》的人數眾多，卓然成然家者成千上萬，尤其是在江南、閩浙和華夏一帶熱鬧不凡，獨在四川萬馬齊喑，了無生氣。清初，除胡世安（井研人）和李開先（長壽人）外，余皆名不見經傳。胡世安有《年夜易則通》15卷閏1卷，闡明圖學，以數為主，兼能辭、變.象，占，不算《易》學力作。李開先《易學辨疑》詮解象數，推闡先師來知德學說，語不及來氏精煉，意多勉強區合，其說.多穿鑿，乃至好異而妄斷。
清初的最高統治者御纂諸經以啟發學者，由此經學昌明。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、顏元四年夜經學派皆分歧反對明代表學的空疏；皖學派、吳學派、浙東學派、揚州學派及至后來的乾、嘉學派等,對于經學從各個方面加以摸索研討，有證、注、疏者；有發注疏未發者；有與前人古人各執一說以待后人調和者，年夜有“文明復興”的氣象，可是經風不渡秦嶺關，巴蜀這塊地盤卻萬籟俱寂，文人學士緘默不語，先前的治《易》優勢而今蕩然無存，一提到清代經學學者們總以”蜀中無年夜將”戲之，這段經學的空缺和斷裂層使蜀人慚愧。難怪集清代經學之年夜成的阮元主編的《皇清經解》和王先謙主編的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兩書，彙集清初至光緒年間的經學家185人，著作398部，沒有一個巴蜀人，也沒有一部著作是四川人撰寫的。
若再從年夜型叢書包養條件《四庫全書》來看，其經部易類共收作者370余人，著作476部，此中巴蜀作者16人，著作18部。作者分別是唐李國運；宋蘇軾、張浚、張栻、李心傳、魏了翁、稅與權、李杞、李石；元趙采、黃澤、王申子；明熊過、來知德；清胡世安、李開先。從這一簡單的統計與說明中，可以窺出巴蜀《易》學的演進與波折途徑。巴蜀《易》學源遠流長，本文從縱向作了粗略比較，意欲描寫一個年夜觀，從一個方面來摸索處所學術與文明，能否達此目標，俟有識之士及今之《易》學專家指疵補正。愿它成為研討巴蜀文明拋出的一塊磚，必引出瑞燦奪目標琦玉來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發佈留言